“考砸”的学生，赚！了

更新时间：2026-01-16 20:19 来源：牛马见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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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同事大多是985硕士�现在在读博士了�现在他有自己的工作室�

中国[新闻周刊)消息，2020年，在一所二本院校执教的教师黄灯，出版了热议一时的非虚构作品《我的二本学生》。她以15年的执教经历，接近二本学生群体的生活与内心，呈现了这些长期因被遮蔽而失声的“非优等生”的真实状态。 与黄灯一样，教授张凯也长期关注这些常常被标签化的学生。他从2005年起在一所职业高校执教，曾经，他讲台下的专科学生，比黄灯的二本学生更迷茫，更有挫败感，更不知所措。人们的关注也不够。“确实需要让职校进入公共空间的讨论中。”张凯说。 张凯在学校开设通识类语文和写作课，在这所工科专业占绝大比重的学校，这些课并不算核心。他也常常提醒学生，不要花太多精力在课堂上，更重要的是去动手，去实践，走进行业和社会。正是因为这种超越课程的关怀和思索，张凯受到不少学生的信任，他也借此了解到一届届学生的真实心态，从而见证了职校和职校生在20年中的变迁。 20年间，职校生的面貌、社会的观念、教育的形态都在剧烈变化。那些早早学会与社会接轨的孩子如何闯出一条路？那些困在课堂与手机之间的孩子为何愈发迷茫？张凯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讲述了他对职校生的贴身观察。 2024年4月，贵州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选拔赛期间，选手参加物联网应用开发赛项目。图/视觉中国 学生要和一线生产紧密结合 如果让我概括职校教育当下仍然存在的核心问题，我会说是社会化不足。 我遇到过很多学生，有一个男孩让我印象极深。他是文科专业的，因为家族关系，高中时就管理着上千万资产的工地。来到大学后，他和其他孩子完全不同——他很早就社会化了。他当班长，跟各个学院的老师频繁走动。大学期间，他和女朋友去香港带货，赚到第一桶金，在学校附近开店，毕业时已经开了五家店：手机维修店、花店、烟酒店等等。 开店决策的时候，他经常会找我征求意见，有法律问题就去找法学老师咨询。毕业后一直做经营，最近为了积累人脉，他还进了一家金融培训机构上班，同事大多是985硕士。他不是为了工资，而是为了扩充人脉。他的目标非常明确，就是做生意，毕业以后也一直在这条路上。 这个学生表面内向，不善言谈，但心里很有主意。要说他智商多高，也并没有，但他很愿意听取意见。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而且有定力。他吃的苦比一般学生多得多，早起晚睡，很操心，因为要养活一二十号员工。大学期间，他没从家里拿一分钱，甚至垃圾都卖过。 跟老师接触多了以后，他的世界观发生了很大变化。他原本认为读很多书对他没必要，后来知道了，真正要赚到钱还是要会学习，持续学习，而他自己不是传统意义上读书的料，但他坚决支持女朋友深造。那个女孩从另一所职校外语系考上本科、硕士，现在在读博士了。不管两人最终会怎样，她肯定有了更好的人生。更有意思的是，他的店里有一些学弟学妹做兼职，他还会鼓励和资助他们往上走，已经有同学考上了香港的硕士。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，因为他的世界里就没这些东西。 我讲这个极端例子，是因为它清晰地指向一个问题：职校教育成败的关键，在于是否真正促进了学生的社会化。 如果学生大学一年级结束时还没切实接触行业，那是很糟糕的。但现在职校的大学第一年，大部分时间在学基础的通识课，专业课并不够。说是为了打好基础，可专科职校生只有三年时间啊。课时量、上课量要求偏高，学分要求偏高，学生把太多的时间用在课堂上了。 这两年职校升本，本科和专科都招。本科院校对课时量、学分的要求更高，现在学校里还有创新课、求职课、劳动教育课，这些课程其实并不适合使用传统课堂教学，尤其对职校学生来说。要培养能进工厂、跑市场的人，社会化是重要的，要尽快了解行业生态。真正的校企合作、产学研合作，这些落到实处，对学生帮助更大。 我问过那个男生，为什么不去参加学校的一个精英项目，那个项目遴选优秀学生，给予训练，也可以积累人脉。他说，这些项目是挺好，尤其是开拓眼界、提升综合素质，只是并不适合现在的自己。他在忙着真金白银拿自己的钱投资开店，遇到的事都很具体，他能看到哪些是当下真有用的。只要对他有用，他会充分利用学校的各种创业资助政策。 还有个学画画的男生，专业课很好，但文化课没考好，来了我们学校。起初很狂，觉得这里配不上他，我劝他：“假如你开个工作室，请你们院长出席活动，如果不认识他，得花多少钱才能请动？”他一下明白了，这些老师、专家都是资源。我也是在引导他用社会化的思维想问题。大三时，他和几个同学跟着老师接活，在学校提供的空间里创业，走出了创业第一步。现在他有自己的工作室，干得不错。 职校的传统应该是离行业更近、离职业更近。简单的参观、形式化的实训，都不是实质性社会化，学生必须自己去干。学生要和一线的生产紧密结合，这是职业院校的应有之义。 不舒展了 在职业院校，社会化不是选修课，而是一门生存课。可是目前的教育设计，离这个目标还有距离，需要不断改善。 我有时比学生着急。我带过十几年学校辩论队，辩论队的学生脑子都是很好使的，有一个汽车学院的学生特别迷恋辩论，我非常认真地跟他谈过，随时欢迎你来辩论队玩，但你应该多去汽车社团，那个社团技术很强。我说你可以把本市几个学校的汽车社团联合起来，弄个联盟，甚至能品牌化。我当然也是从社会化的角度引导他的。但他最后还是选择辩论，毕业后也没从事汽车行业。他后来跟我深聊的时候说，其实当时还是应该听我的。 现在在网上爆火的张雪峰，他的立场基本是从社会化的角度来考虑的。但他几乎把社会化原则膨胀成唯一原则，使其他原则的合理性被抹杀了，这也是不对的。大学生活还有趣味的释放、人格的成长，把生存压力搞得很大，学生也不领情。 随着职教本科化趋势的到来，职教特色也在转型，德国的职业教育又强调职普融合了。新的技术条件下，职校的教与学也在转型。老师和同学都需要调整。老实说，真让学生去实践，十八九岁的孩子会觉得更为难。学生的社会化意愿也不算高，的确是个挑战，做这些需要勇气、毅力，当然也会收获很多。但这不能只怪学生，这里面牵涉到教育的结构性问题。 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：对比20年前，学生的舒展性在明显降低。那时候学生基础差，上课辛苦，但你不会觉得压抑。现在学生分数不低，专科同学其实大都能上本科，基础不算差，但没那个劲儿了。他们好像对很多事都没多大兴趣，野心、意志力都没那么蓬勃了。这是最让人担心的问题。 还有一个明显的表现，是学生之间的横向连接不够。 上大学时，同学间的连接很重要。但现在，学生主动连接、建立友情的意愿在迅速变冷。人不热情了，活力减少，做事的内在驱动力都在降低。 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接在弱化，这在将来就业中是个大问题。因为一旦进入职业就知道，沟通协作能力很重要。我经常提醒学技术的同学，你们将来可能会成为基于技术的产品经理。产品经理是干什么的？需要涉及大量与人沟通。但现状是，学生的横向连接情况不理想。 这是个时代病，不是只有职校有，所有大学都一样。缺乏社会化训练，后果都由学生自己承担。有的学生毕业后的一两年，压力会非常大，如果学校给他们的支撑不够，学历不高，在学校里没完成行业化，技术也不强，生存压力和行业压力会一下子压过来，一夜之间就要被动地艰难成长。 我经常感慨，我们学校已经是中国的职校中做得比较好的了，但还有这种情况。有些学生自觉，通过在校的兼职、比赛、实习，比较容易找到工作，有些在学校里不活跃的，毕业第一年就得重新补社会化的课。 有人说，大学其实是人生中最松散的、最舒服的一段时间，所以我有时候也很矛盾：想让学生快点成长，在学校就过不了舒服的日子；但如果不成长，毕业后就得被动承受。作为通识课老师，我也希望学生有段松弛的时光。但从制度上讲，一些课程是让学生在“空转”，应该压缩课程，增加社会实践时间。 做行动者 教了20年书，我最想告诉职校孩子们的是：做一个行动者。 现在就业环境不如以前，很多孩子早早地看到了这一点，他们不主动，其实也是自我评估之后的理性选择。但怎样才能有信心呢？你要在社会化的过程中确认自己。你不上手，永远不知道自己的力量、机会在哪里，会被社会氛围和舆论吓倒。 很多人是在做事中强大起来的，你始终“空转”，是不会有信心的。高考分数已经证明，这些孩子最擅长的不是拿分，所以更要去做事。有人善于理性思考，有人擅长动手，也有人善于人际沟通、提供情绪价值，都很好，都有用。 那个开店的男生为什么做成了这么多事？因为他从进校第一天就在行动。他评估哪些老师有用，就去建立联系，看到商机就去尝试，需要资源就去争取。他不等着学校安排，不抱怨环境不好，他把大学当成一个获取资源的地方，主动去争取自己需要的东西。 行动者有经验，有机会。我们老师的资源也是有限的，只有学生先行动，和老师建立专业信任，资源才会倾斜。有的专业老师跟我说，如果学生优秀，他可以给一个学生发五个工作。如果学生不行动，没有真实的行业连接，就会丧失机会。毕业后被“打脸”几年，才能学会这些。 但现实是，还是有不少学生选择随大流。要反思的是，某些体制设计也无奈接纳这种状态，按时上课，按时交作业，考试过关，就能顺利毕业。这套体系安全、稳定，不需要太多主动性。老师们呢？也在体系之内。各个部门、各个学科都要在考核中证明自己的重要性，所以不由自主地做加法，而很少有科目会主动选择做减法，教干货，又不影响学生、不占用学生过多时间。 从普通教师的角度看，我们的教学、职称升迁，与学生的社会化关系不大。我经常让学生做行业访谈，有的学生直接找自己的专业老师，确实很多专业课老师是有行业、企业经验的，但我建议他们先不要找自己的老师，毕竟老师进入学校体系，就离真实市场远了。老师关心的是专业体系内的考核办法，与学生就业完全是两码事。老师学历太高了，不是学生将来就业层次里的人，并不一定熟悉那个层次的生存经验。当然，通过老师接触行业人士是好的。 黄灯老师第二本书《去家访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角度：一般家庭对孩子的评价比老师高，因为他们是从下往上看，觉得孩子已经往上走了；老师是从上往下看，看到更宏观的就业形势和竞争态势，会倾向于替学生着急，觉得学生应该更努力，发展更好些。两者都对。 对我而言，20年的教学生涯让我看到：职校教育的核心是社会化，是行动。那些最早明白这一点，并勇敢行动的孩子，无论起点如何，总能找到自己的路。而不自觉的，往往要等到离开校园被现实“打脸”后，才恍然大悟。 2021年10月，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一次课堂。图/新华社 不再歧视 社会对职校的看法，已经发生了巨大转变。我2005年博士毕业，本来有机会留校，由于家庭原因来到这里时，同学都说：“你怎么去那儿了？”可同情我了。 那时候，学生入学时非常自卑，基本是一样的心态：“考砸了呗。”在学生和家长的认知里，来职校是一种失败，是不得已的选择。这甚至是一种“创伤经验”。 但通常一个学期后，大部分学生的想法会改变。他们会发现，这里的硬件设施比很多本科院校还好，老师水平也不低，学校一直流传一句话，说我们这里是“一流的设备，二流的老师，三流的学生”。这是学生们自己说的。而且学校支持学生做事的氛围很浓，你想办个活动、创个业，只要合理，学校真给钱、给场地。 现在学生进来的时候，就不太会有自卑感了。因为很多人分数能够上本科，自己放弃本科来的，是一种理性选择。因为就业、学校美誉度，也因为这个城市。我们学校的学生在这儿口碑不错，很多老师也能提供行业资源。 20年前，学生主要是本地的，就业时专业的努力外，还有家庭资源加持。现在只有百分之三十多是本地学生，大部分来自省内，还有不少省外学生。省外学生刚来时可能觉得“亏了”，分数能上本科，却来了专科，但他们很快会发现“赚了”。学历的光环正在褪色，能力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。有个学生，学计算机的，从小练小提琴，他把这两个看似不搭界的技能结合起来，还没毕业就有公司找上门，给出的待遇非常可观。 这几年，报考我们学校的学生分数越来越高。家长和学生算的账很务实：在这读几年，接触的行业资源、实习机会、就业前景，可能比一张本科文凭更有用。所以如果专业价值好，加上地域优势，学生心里是很有谱的。 这个变化背后，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。以前大学生稀缺，一张文凭就能保证好工作，现在，用人单位看的是你能做什么，而不是你从哪里毕业。在这个背景下，整个社会对职校的看法越来越正面化，尤其是长三角、珠三角这些地方，大家的认识都提升上来了，原来那种对文凭的崇拜，近些年消解得非常快。现在谁还歧视职校，说明见识太低了。 但你知道隐形的歧视在哪里吗？在学术界，在老师身上。在学术系统里面肯定是这样，这种学校属于第二层次嘛，不是类型，是等级。职校的老师在学术期刊发文章太难了，在学术资源方面也很吃亏，但其实职校的老师正在越来越强，一点都不弱。这倒是一种制度化的歧视。这是另一个问题了。 原标题：“考砸”的学生，赚了 编辑：陈艳琦责编：王光建审核：杨四海 【免责声明】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“来源：上游新闻”或“上游新闻LOGO、水印的文字、图片、音频、视频”等稿件均为转载稿。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，请 联系上游 。 举报

编辑：吉亚科莫·费拉拉